2025年是省港大罢工100周年富兴配资端，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爆发，省港人民同仇敌忾，强烈反抗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坚持了16个月之久。期间，为确保罢工的有序推进，工人纠察队应运而生。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由香港和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工人为主体，涵盖码头、海员、铁路等多种行业，形成“总队-大队-支队-小队-班”的垂直组织体系、特别队建制及军政协同机制，塑造了兼具战斗力与革命性的工人武装。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承担了封锁港口、截留物资、维护秩序等核心任务，成为重创英帝国主义经济统治的关键支柱。
纠察队是中共将部分工人力量转化为武装力量的早期尝试，促进了纠察队员的政治觉醒与阶级意识，并将反帝思想与阶级意识渗透至更广泛的群体范围。但随着罢工形势的推进和变化，纠察队成员素质参差与权力集中亦导致贪腐与地方冲突。资源与能力的双重匮乏，也限制了纠察队的长期作战效能。这支工人武装显示出一定的历史局限。
全文如下：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运作与成员特质——基于制度与个体的双重分析
100年前所发生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它持续时间长、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不仅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在这场历时16个月的斗争中，工人纠察队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承担了封锁港口、截留物资、维护秩序等核心任务，成为重创英帝国主义经济统治的关键支柱。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省港大罢工的历史意义或纠察队的宏观考察，聚焦于探讨这支队伍的建立、建设、改制，及这支工人武装在宏大的反帝运动的历史作用等。目前，植入微观视角，探讨这支工人武装的内在张力即严密的组织运作与成员个体特质的互动关系，仍较少见。本文试从双重维度审视这支工人武装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省港罢工纠察队成员的构成与个体特质
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源于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长期残酷剥削与压迫的强烈反抗。1925年5月，上海发生租界巡捕枪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这则消息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香港工人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下达举行援沪同盟罢工的电令。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派出邓中夏、苏兆征等5人组成党团赴香港深入各工会团体中，做罢工发动工作。众多行业的工人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并迅速蔓延至广州及周边地区。随着罢工浪潮的汹涌推进，罢工规模持续扩大，建立起一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武装极具必要性。
1925年7月1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决议，组织武装纠察队并协同军警办理封锁事宜。为确保罢工的有序推进，工人纠察队应运而生。
（一）纠察队队员的基本来源
《法制录》明确规定：纠察队员必须以罢工工人充当。又据《已编定各大队一览表》中“队员属何工会”一栏所列内容：
第一大队队员属机械、同乐车衣印务工社、烧腊□工会、油漆烧□工会、洁净外寓等行业工会；第二大队队员属广州洋务六班，其余属各工会、沙面洋务、全港洋务协进聚益洋货洋□、□船等行业工会；第三大队队员属海员、藤器工会、搭棚打石界木坭求等行业工会；第四大队队员属酒楼、持平、平和、酒宴、家私、酸枝、缝业、木屐、油漆、革履等工会，船主司机泥水海员等行业工会；第五大队队员属修造舰轮船研究工会、玻璃工会、同德工会等行业工会。可知纠察队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涵盖广泛。这些行业工人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之下，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极低，因此对罢工运动有着极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从地域来源看，队员主要来自香港和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情况以及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手段，这为他们在罢工斗争中有效地执行任务提供了有利条件。如码头工人凭借对港口运作的熟悉，在封锁香港港口的任务中能够精准地阻止货物进出；海员则利用自身的航海知识与经验，在海上巡逻，拦截英国船只，切断其海上运输线。
（二）纠察队领导、职员的构成
他们是这支队伍中人数比例较小的一部分，但却是掌管纠察队高效运行的舵手。邓中夏、徐成章、黄金源三人组成最高领导机关：邓中夏任训育长，他是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指派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党团成员，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等职；徐成章担任总教练，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曾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铁甲车队队长；黄金源任纠察队总队长，其曾任肉行持平工会会长。
省港大罢工期间，轮值香港工团总会主席，对香港工团工人参与罢工有较大影响力。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省港两地选举罢工委员会及成立纠察队之时，受“黄色领袖”鼓动，黄金源径自以工团总会的名义召开香港各罢工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罢工委员会，抢先组建了纠察队。邓中夏、苏兆征等罢工领袖以团结为重，承认黄金源擅自主持召开的会议为合规的香港工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做出沿袭黄金源为纠察队队长的任职决定。后鉴于罢工需求和纠察队的有效运转，1925年10月底至11月初，纠察队改总队制为委员制，选举纠察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沿用黄金源为委员之一。以此分散其权力，加强共产党人的领导力量。在代表不同群体利益和实现省港罢工目标的复杂关系中，试图寻求到平衡点。
改制后成立的纠察委员会，7名委员由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军务处、训育处、军需处、军法处、调查处，各处处长类职员也是由委员会公共推举和任命。纠察队里所设大队长、支队长、小队长、班长及秘书股、机要股、会计股、庶务股、收发股等职员，多由下一层级的工人组织公共推举而产生。另有一类特需的支队，如“特别队之组织，大致应与纠察队相似，其重要职员由委员会委任之”。
纠察队的组织体系与制度设计
（一）层级管理：从总队到支队的垂直架构
1925年7月5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伊始富兴配资端，则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总教练为徐成章，训育长为邓中夏，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下辖第一至五支队，每支队下辖十个班，十人为一班，每班内公举一人为班长；第二大队原定辖第六至十支队，编法同第一大队一致，余出的第十一支队暂归第二大队管辖。
经过一月多的发展、编配，纠察队支队数已增加至22个，每支队125人，统计实有2600多人。
其垂直组织体系为：总队之下设大队，大队之下为支队，支队之下为小队，小队之下为班，班为基本组织。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三十六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一百零八人）为一支队，四支队（四百三十二名）为一大队，若干大队为一总队。
从总队到大队、支队、小队、班，各级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总队负责制定整体战略规划、分防问题与决策部署，大队则承担着区域内的任务分配与协调指挥工作，各支队及基本组织单元负责具体执行任务，如港口封锁、货物检查、秩序维护等。这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确保纠察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罢工局势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实现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纠察队的运作效率与战斗力。
（二）特别队建制：模范队与侦察队的职能分化
纠察队如遇必要时，须设特别队，如模范队、卫生队、水陆侦察队等。唯此类队伍，名额至多不得超过一支队，直接隶属于总队。
首先是模范队（即类似军队中的“宪兵”，规模相当于一大队）。因一般工友出身的纠察队队员多未受严格训练，故在封锁香港、严禁私行接济帝国主义者的实际任务执行中，不免发生越轨行为。鉴于此，特组织模范纠察队，为培养一批纠察队下级干部人才，负责规范全体纠察队职员及队员行为。
1926年2月8日决议增编模范纠察队三个支队，计开：（1）资格——省港罢工工友；（2）年龄——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者；（3）品质——有革命性品行端正者；（4）志愿——能遵守纠察队纪律者；（5）体魄——体魄强壮能耐劳苦者。可见模范队招收队员具有相当的身体素质和品格要求，且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为模范队队员。
关于为什么要设立纠察队，又在纠察队里要锻造一支模范队，队员胡锦基有一篇问答即已说明，尤其对“模范”二字的阐释精辟准确：
“模范两字是什么意思？”
“答：譬如铸一个茶杯，土模机，便是茶杯的模机，这个模范好便烧成一个圆滑光净之茶杯。纠察队的模范队，系纠察的模范。我们既负有模范之名称，往日不良的陋习是要革除的。纪律命令是格外要严守服从的，而且比普通纠察更要耐苦，努力、牺牲个人自由，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纠察模范。”
第二是特别队。专负各等特别任务。据纠察队干部甘来回忆：模范队和特别队合共约400人，是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主要骨干力量。这两队训练的课目很严格，基本按照黄埔军校的课目进行训练，两队队部同在东园，经常一起上课和操练。训练6个月毕业。
第三是纠察宣传队（规模相当于一大队）。纠察宣传队成立的宗旨是训育各队纠察使其成为良好队员，使各驻防地的群众明白省港大罢工的意义和纠察的职责任务。总隶属纠察委员会训育处处长管辖，队长由训育处长兼任，中队长由训育主任兼任，各小队长由各训育员兼任。宣传队的队员经过两星期的学习，即随同纠察出发各地服务。
第四是水陆侦查队（规模相当于一支队）。本队直接隶属于纠察委员会，队员在水陆各地侦查如下事项：以言论或事实图谋破坏罢工事者；受敌国主使有危害罢工团体者；运输粮食应用品与敌国者；如香港无论何项船只入口者。
第五是纠察特别训练所（规模相当于一大队）。本所受罢工委员会纠察委员会的指挥。由纠察各支队及各处选送能文理通顺，且体力强壮及抱革命精神的下级干部队员，在该所通过受训练掌握必须之军事政治学识，以造成健全的下级干部。关于特别训练所招收的干部队员名额，据《工人之路》所载：暂定一百二十名。由原训练所第一第二队共选三十名；由纠察各支队选送小队长或班长队员，每支队以两名为限，共六十名；由XX工会工友自由报名十五名；由XX工会工友自由报名十五名。根据“该所训练至今，已有五周……闻尚有一星期时间，便告训练完竣云”。可推算出特别训练所培养一批下级干部人才的时长为6周，期满归纠察特别训练所派遣任务。
除此，还有密查队一小队，专以暗地调查各机关职员有无流弊为任务；看船一小队，看守执货回来的船只及仇货。
通过梳理特别队的组建情况，研究其运作机制，模范队和特别队不仅缓解了“无统御之才能与知识者”的困境，更将400多名骨干（约占纠察队总人数15%）锻造成“军队之宪兵”，为罢工的持久化提供了人才储备和组织保障。省港罢工纠察队的特别队建制是其组织创新的核心体现，面对复杂的封锁任务与成员素质参差的现实，纠察队通过职能分化的特别队建制，既强化了内部纪律，又提升了对外斗争效能。
（三）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的协同机制
普通罢工工人主要依托各自行业工会参与罢工行动，各工会作为工人的基本组织单元，主要负责组织罢工集会、传递罢工信息、协调工人诉求等。而工人纠察队职员、队员除隶属对应行业工会外，还须服从专门的纠察队组织架构管理系统，并接受类似军人一般严格的军事政治教育训练过程。
1．军事训练方面
依仿军队组织法，纠察队所有一切办事职员、队员，应共同遵守本队规定的纪律。鉴于纠察队建立之初的军事训练力量有限，首先是借助外界力量，中共广东区委调配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纠察队的总教练，一批铁甲车队官兵也被抽调至纠察队，如赵自选、莫奇标均曾担任军事训练的任务。邓中夏致函蒋介石，请黄埔军校“选派军官学生襄办纠察队”，帮助训练纠察队员。在《纠察队注意教育训练》提道：“适蒋校长日昨派来第二期军官学生十五名，纠察队总部立即委任彼等为支队长，切实训练。”直到1926年10月纠察队的封锁任务行将结束时，仍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的60多名毕业生参加纠察队的训练工作”。可见纠察队的军事训练是以黄埔军 校官生和铁甲车队队员为师，进行操练和学习军事常识。
具体操练时间是上午6时至7时半，下午5时半至7时。根据《纠察队术科课程表》可以梳理出当时纠察队员操练的内容有立正、稍息、步法、正步跑步、转法（停止间、行进间、叙进间）、夜间演习、记号法、识别方向机点火法、传令勤务等。到纠察队第四周的术科表，已将训练科目分为步哨和侦探，周一至周三练习步哨富兴配资端，周四至周六练习侦探。实现了基础训练到侦查缉捕实际所需的战术训练过程的转变。
训练期间的临时驻地为：第一大队驻东堤东园、长堤海珠前；第二大队驻河南紫来街、南楼、太平南路、闽漳会馆等；第三大队驻东堤东园、广九路东站等地；第四大队驻维新北路、东堤东园；第五大队驻东堤一带。
关于纠察队员的服装仪容，马思宇根据周江全和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提到“罢工纠察队身穿黄色制服，半似军人的服装。绑腿、草鞋，一律穿短裤，冬夏都如此，制服是由各工会出钱缝制的”。据纠察队员魏鉴贤回忆：“工人纠察队有自己的服装形式，蓝色制服配上红领带（有时不配）、绑腿、草鞋、竹帽，再加枪弹，这种服饰朴素、雄赳赳的仪表，便是工人纠察队的典型。干部一般穿黄色制服，配刀带手枪，他们和革命军队的军官一摸一样，本来他们多数也当过军官。”据《工人之路》1926年3月29日登出的一则启事：查本会纠察队员为执行职务易于识别起见，各队员一律穿蓝色制服左臂悬红度白纠字四方形臂章蓝色军帽嵌以国民党党徽以为标识，经呈国民政府在案。可知纠察队一般队员制服应为蓝色，戴蓝色军帽，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制服（帽、衣、裤、腰带、草鞋、绑腿）编号I复3：045的实际颜色和所描述样式相一致。而两位纠察队员的回忆中都提到“黄色制服”应是纠察干部的制服，竹帽也是存在的，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1925年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竹帽（编号I复3：041-1）。
除去外援输入军事训练援助力量，纠察队自身也特别注重军事知识的学习。如第五大队设军事训练部的行动自觉，足以证明纠察队本身对军事教育的高度重视。《工人之路特号》第65期载：“纠察队第五大队，向驻城隍庙前一带，每日必在城隍庙前操练……但该队驻在城市，检查工作颇少，故除操练演讲外，仍有余时甚多……故该队长与教练黄雍等，特组织一军事训育部，以研究军事学识为宗旨，凡班长以上均须加入学习，队员好学者，亦可加入，上课时间系在一时半云。”
纠察队的军事训练包括军事纪律、队列训练、武器使用、战术技巧、地形识别等课程。各队员逐渐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武装冲突。
纠察队员们因其工作性质和斗争任务使然，较普通工友的游行示威、罢工，他们更需要练就过硬的军事本领，才能保证战斗力，与英帝国主义实枪实弹作对峙斗争。较正规军事人员的训练，他们需要更能吃苦，更能拼，因来自底层罢工的纠察队员本身不具备军事基础和作战本领，加上枪械奇缺，即“才颁发旧式枪支五百根，内中还有二百余根是残废不能作战的”，必须刻苦训练，才能战胜敌人。
2．在政治教育方面
省港罢工纠察队训育长由邓中夏担任。训育时间每天定在七时至八时。纠察队成立伊始就申明训育工作的重要性：“纠察队之能否完成其任务，亦全视训育的工作如何，各训育员每日应秉承宣传大纲，向各支队演讲，务期人人知晓，则纠察队方可收设立之效也。”队内开展训育工作的意义主要在于指导工人巩固强大且统一的反帝阵营。
各支队均安排一名训育员，并统一颁发宣传大纲“日夕演讲”，向纠察队员宣传革命理论及进步思想等。而这批训育员主要来自工人宣传学校，他们肄业后对宣传工作已有心得和经验，训育处选择十多名优秀学员驻扎在纠察队，与队员谈话，以收感染之效。关于训育工作时长和训育内容的呈现形式，纠察队训育处皆有严格规定：每日至少必要有一时以上公众演讲，及四时以上和队员谈话；每星期必当造成书面之报告，叙述一星期内该队所经过及训育的情形，呈报训育处。
为宣传纠察的意义，唤起群众援助罢工，训育处特制发多种标语，印成数万张分发各队伍。其内容如：“罢工纠察已做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各界人民应做罢工纠察的后备军”“纠察队是罢工胜利的保障，也是广东人民利益的保障”等12条。
训育处搜集关于纠察的种种材料，编成特刊。其次又举行识字运动，先从纠察第一大队进行，分甲、乙、丙三班，日间即可开始上课，并请国民党平民教育委员会派员参加指导。
另一种训育方式更为灵活。据纠察队员甘来回忆：“第二大队的训育员黎兴发，我们组织有白话剧队，时常和乡民联欢。大会上大力作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纠察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以乡民极易接收的白话剧方式宣传，达到反帝宣传目的的同时，也拉近了与群众的关系，罢工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关于纠察队内开展训育工作的成效，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识字普及工作，纠察队内取得88%识字，占比成效显著，为纠察队员开展反帝斗争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
纠察队训育长、训育处、训育主任及各训育员，通过举办政治讲座、邀请名人演讲、组织学习革命理论与进步思想、举办识字班、编辑特刊、制发标语、演白话剧等方式，传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民族革命运动史、世界职工运动、中国职工运动，政治常识、工会论、中国民族运动与劳动阶级、工会组织法、社会进化简史、世界政治状况、中国政治状况等知识，向队员们灌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思想，使队员们深刻认识到罢工运动的正义性与伟大意义，坚定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念。
在中英谈判陷于停顿期间，纠察责任倍加，须急速补充纠察人员。训育处长彭粤生提出：“纠察队是工人阶级中建设最完备的军事政治学校。”这是基于当时纠察队在保障罢工和驻防各港口与英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的实践中，对纠察队接受严格的军政协同训练的肯定。
省港罢工纠察队的角色贡献与历史局限
（一）纪律规程的设置
第一，责任问题。1925年7月纠察队成立时，总训育长邓中夏专文登载，明示纠察队的责任：（1）维持秩序；（2）截留粮食；（3）严拿走狗；（4）侦缉工贼。
第二，改制前纠察队内关于职员、队员的纪律问题。
1925年7月5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伊始，即向全体纠察队成员、罢工工友、社会各界登报公布其纪律规范。《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应守的纪律》，全文共计十一条，第一、二条均是对整支武装队伍的规制。第三至七条、九至十一条则详细规定队员应守纪律：“本员受军事政治训练外，每日分班担任纠察支勤务；队员当训练时，须服从教练指导，不得违抗，以损坏纪律；队员发现敌人间谍及侦探时，不得任意殴打，应即拘送队本部，审讯处分；队员应本身作则，不得乱取人民财物；队员不得藉端捏造情事，假公济私。”“队员出巡时，须服从领队者指挥；队员出勤时，若遇重大事情发生，急派人回队部报告；若查获及截获接济帝国主义之粮食，须报告及解回队本部。”第八条关于全队职员、队员的日常行为习惯也做出明确规定：“本队职员及队员，不得吸烟聚赌。”
第三，改制后对于纠察委员会、委员、各大、支、小队、班长及队部的纪律规范。较改制前的变化是：委员之受惩罚，应比委员会下之各级队部职员及队员之加重一等；并从四个等级规定纠察委员会对下级队部职员及队员的惩罚，最重的一等为死刑，即“凡包运粮食，倒卖截货，私运华人往港澳沙面及掳人勒索，吞货自肥违抗命令截留公款者，处以枪毙之处罚”，但须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才能执行；并且每级都不能越级上报，必须逐级上报，但特别队未统属任何大队，则直接请示纠察委员会；队员还有提意见和揭发违法犯罪行为的言论自由，如有什么意见可以投到“广益”箱，如果得到某人舞弊之真实证据，投入“告密”箱；关于枪械的使用问题，只能由总部发放使用，不得私自购买或借用，违者没收，总部所发枪支必须严格保管，如有损失，则由本人负责。
改制前后的对比非常清晰，对纠察队整体、领导、职员、队员的纪律规范要求的严厉程度，在改制后着力加重，委员受罚要比下一级任何职员、队员都加重一等，并明确列入了死刑一条执行规范，对于枪械的使用也做出明确规定。尽可能避免纠察队滥用职权，造成社会负面影响，辜负罢工工人的公共希望，进而影响罢工的成效。
（二）为民族而战的反帝先锋
邓中夏在庆祝省港罢工纠察队成立一周年大会上高度赞扬：“省港罢工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纠察队是省港罢工站在前敌与帝国主义搏战的先锋队，所以纠察队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先锋队的先锋队。”
从帝国主义者的反应面理解纠察队的威力和战绩，也是一个有力的事实根据：“如果将纠察队解散，罢工不成问题。帝国主义者多么仇视我们的纠察队，他们这种仇视更足以证明我们的纠察队的力量，我们的军队就是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
纠察队全员所做出的战绩和付出代价亦是有据可考：首先，对港英封锁防线。在广东未统一时，其防线东至深圳，西至前山。肃清东江，收复南路之后，即把防线扩大了十倍，东至汕头，西至北海，蜿蜒数千里。所有防线，与广州较为接近者，大体分为七区；与广州相隔较远者，则设立办事处，有阳江、水东、雷州、北海、琼州、淡水等六处，以解决一切问题。
其次是纠察队与英短兵相接的战役。沙鱼涌之役、中山之役、白鹅潭之役、太平之役、前山之役、淡水之役等多处战事，均有英帝国主义者驱使战舰对轰工人纠察队的小艇，间接以飞机、炮弹及犀利枪械攻击纠察，或勾结奸商、土匪、不良军队向纠察发起攻击，造成纠察队、职员因公牺牲或重伤。
仅仅成立5个月，为国牺牲、受伤的纠察队员多达数十位，这一兵种绝不亚于正规军队的高风险程度。据特刊《罢工纠察为国牺牲录》（1925年12月10日）所列出30位烈士，其中19位是纠察职员、队员，10位是铁甲车队队员加入到纠察队，1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加入到纠察队。烈士牺牲时年龄均集中在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甚至还有十八九岁牺牲的三位队员。除此还统计了陈添等5位重伤纠察队员仍留医治疗未愈，何其等46位因战事受伤后痊愈的纠察队员，并有因救护各地纠察遇难队员而受伤者，如蒋树阶等10位铁甲车队队员。
1926年7月5日纠察队成立一周年时，训育处长彭粤生提到，只就纠察队职员之死难者言之，亦可使吾人之脑际留一悲痛万分之深切印象。深圳、太平、大良、前山、石岐、芳村，各地纠察队尽数为省港大罢工，为民族解放而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枪杀残害的，几及百人，其他积劳致命，因公受伤者，更不可以数计。即田间的农夫亦有为帮助纠察工作而流血者。他们所以如此牺牲，其绝对非为个人利益，故可深信。纠察队是保障罢工胜利的武器与民族解放运动之先锋，于此亦可当之无愧。
（三）历史条件的结构性制约
省港罢工纠察队是中共将部分工人力量转化为武装力量的早期尝试。其层级管理体系、特别队建制及军政协同机制，开创了工人武装的制度化先河。通过政治训育、识字班、标语宣传、白话剧演出等方式，促进了纠察队员的政治觉醒与阶级意识，并将反帝思想与阶级意识渗透至更广泛的群体范围。但随着罢工形势的推进和变化，主客观条件依然形成了结构性的制约，并显示出这支工人武装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
首先，纠察队成员素质参差的问题。他们多来自底层工人，虽革命热情高涨，但缺乏军事与政治素养，导致职权运用期间引起社会各界的不同反映。如东莞人士张荫麟青年求学时期回乡观察到“广东之工会凭借工人武装力量欺压百姓”；又出现纠察队内舞弊、贪图私利者如驻江门第十三支队不法纠察及办事人员截留公款、违抗命令，华山船纠察盗卖火油等案例，借职权之便牟利，并被会审处捕获审查时有发生，重者处以枪决之罪。除去纠察队员本身局限性，还有敌对势力的引诱与祸乱，如1925年11月26日，第十五纠察队员数十人受队内不良分子和非纠察分子的鼓动，不顾申领奖金期限，私闯罢工委员会后即向其索取截留仇货奖金。诸如列举的个案，对纠察队的整体风貌和社会声誉造成一定的伤害。
其次，资源短缺与外部干扰也是客观所在。纠察委员会秘书长施卜在庆祝纠察队成立一周年时，提到关于封锁收益不明显的客观存在：“自改组迄今，纪律较前进步，组织较前严密，封锁亦有大规模之计划，但事实上多令计无所从，如枪械之不足，各地土匪奸商猖獗异常，均为进行中之障碍。即如白鹅潭一地已封锁不易，陆有土匪奸商不良军队、不良机关等包庇，水上有帝国主义者之兵舰，故封锁不易收效，此为大原因。”纠察队长期面临枪械不足、土匪与英帝国主义勾结袭扰等问题。尽管依赖黄埔军校和铁甲车队支援，但军事训练的周期短、实战经验有限或边训边战，导致面对复杂局势时力不从心。这种资源与能力的双重匮乏，限制了省港纠察队的长期作战效能。
省港大罢工持续16个月，远超普通工运的周期。1925年8月、1926年1月、1926年5月均有收束罢工之意，均因多方原因未曾达成停止罢工的决定，期间，纠察队作为临时组建的一支武装，缺乏稳定的财政与制度保障，最终因国民政府政策调整，于1926年10月战略撤回。其兴衰表明，这支工人武装的存续高度依赖于外部政治环境，终未能形成独立持久的准军事组织体系。
1925年7月至1926年10月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对于省港大罢工的整体保障、贡献和影响，毋庸置疑。这支中共组建的工人武装，乃至1927年12月广州公社的诞生，工人赤卫队的成员里有着省港罢工纠察队员的延续与传承。同时，给予深刻的启示：回顾省港罢工纠察队的16个月历史存续，须将革命激情转化为组织韧性，与社会基础协同，将阶级立场扩展为广泛的社会联盟。这一经验，对今日探寻社会正义的组织实践仍具镜鉴意义。
【作者】段玉芳，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馆员
【频道编辑】周丽娜 莫群
【文字校对】华成民
【实习生】陈柏言 黄思凯
【值班主编】郭芳 蒋玉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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